早上八点半，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马佳医生的诊室里，已有居民排队候诊，马医生熟络地和他们打着招呼。一位大妈开了几种治皮肤病的药，还没出门，又满脸不高兴地返回来：“我这么点药就70多，刚才那人开了一大堆，怎么也70多？”“您这个不是医保还没到累计1300元吗，要自付，他那个已经超过1300元，自己只需要付10%。”马佳耐心地解释，直到大妈听明白。   　　将近10年，作为一名社区全科医生，也是这个卫生站的站长，马佳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随着居民络绎不绝地过来，整个上午马医生不得空闲。她不觉劳累，反而有种欣喜：“我们这个小区被两家大医院夹在中间，每天还有100多人的门诊流量，这说明什么？是居民对我们的工作开始逐渐认可！”   　　这个小小的100多平方米的社区卫生站，共有5名全科医生，正好是老中青三代，似乎诠释着全科医生的发展史。几年里，有人来，有人走，对这个工作，他们有失望，有委屈，也有感动和自豪，他们是全市两万多名社区全科医生的缩影，如今，这个被称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岗位还缺员1万多人，已有的正在流失中。   　　面临不信任   　　8成患者只拿药不看病   　　记者在海运仓卫生服务站从8点多一直呆到12点，居民大部分都是来拿药，输液，推拿理疗的，鲜有问诊看病的。马佳表示，这就是社区医生面对的现实，“很多人先去大医院看病，然后到社区拿药，觉得社区医生医术肯定不如大医院的专科医生。”   　　29岁的欧阳鼎是站里最年轻的医生，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也是唯一接受5年本科+3年全科医生培训的最新一代全科医生，她坦言“我们地位比较低。”因为8成居民是来开药的，还有的咨询和做简单检查的，在一个“死也要死在三甲医院”的时代，这种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了解到，全科医生在本市乃至全国都起步很晚，1988年首都医科大学率先从国外系统地引进了全科医学的概念，于1989年成立了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师培训中心，1992年招收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本科全科试点班，后来教育者发现全科医学由于自身的特点更适合采取毕业后教育，不宜在本科阶段开设，所以本市的全科医生基本都是“转岗培训”的。   　　57岁的马佳是本市较早的一批全科医生，“我原来在六院工作，专业是中医，1996年接受了首都医科大学3年全科医生培训。”当年的这个培训还属于“夜校”性质，是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第二代”要算站里另一位30多岁的骨干医生王荣，她有多年临床经验，在2010年接受了一年脱产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而“第三代”欧阳鼎则是经过标准的“5+3”培训，去年考下了正规的全科医生证书，是目前在全市推广的全科医生培训模式。“我们这种基层的卫生站，现在招的全科医生也都是拥有本科和硕士学历的，整体素质并不亚于大医院。”马佳说。   　　但不信任还是难以改变，“病人对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期望不一样，他们不要求脑科医生会看脚气，却要求我们样样精通，这是不现实的。结果就是，有人彻夜在三甲医院排队挂号，看了很多科室，还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马佳表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中国，全科医生除了对病人病情做一个初步的诊断，最大的功能其实是正确及时地转诊，“通过我们的判断，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让他们及时得到诊治，不用花冤枉钱跑冤枉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   　　不久前，一名因糖尿病导致白内障的居民被马佳及时转诊到同仁医院，“从初诊到做完手术，一共两周，自己跑去挂号绝对没有这么快。”海运仓卫生服务站目前和协和、同仁等大医院都建立了双向转诊制度，全市的很多社区卫生服务站都建立了转诊制度，但是大部分市民并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