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人，虽然已经83岁高龄，却依然奋斗在肝胆外科手术一线上；他是一个勇闯禁区、不懈攀登的人，在50年的肝胆外科生涯里，创造了无数个辉煌和神奇；他情系病人、爱洒患者，在无数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眼里，他是穿着军装的活菩萨；他甘为人梯、桃李芬芳，他倾心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我国肝胆外科领域的中坚力量。 　　2006年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给他，以表彰他为我国肝胆外科学科做出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此前，他于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先后获得国际肝胆胰协会杰出成就奖，陈嘉庚医学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和全国“侨界十杰”称号。他就是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教授。 “只要拿得动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直到我倒下的那一天。” 　　作为一个杰出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每次走进手术室，都会觉得内心深处无比的清静和放松，并产生莫名的兴奋。对于一个83岁的老人和医院院长来说，这种清静和兴奋是多么难能可贵！ 　　2005年12月23日，星期五，上午9点。神采奕奕的吴孟超准时走进手术室。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他微笑着和每一个医生护士打招呼。走到更衣室第66号柜子前，他熟练地打开柜门，换上手术服，轻松地走进手术室。 　　洗手是每一个外科医生的必修课。吴孟超像一个刚入门的医生一样，认真地洗手，从手指头、指甲缝开始，一点一点往手臂上洗，然后再从手臂一点一点往下洗，然后再洗上去。几十年来，他一直这样认真地做着进手术室后的第一件事，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与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肝病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吴孟超一如往昔的健康。 　　当吴孟超从护士手中接过手术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的两边，用力一抖，然后潇洒地抛向空中，在衣服下落的时候，他敏捷而自如地将双手插入袖口，动作流畅自如，一气呵成，像一个魔术大师的表演。 　　再一次消毒之后，他走向手术台。说来也怪，最近几年，他的手平时写字时都颤抖，可一拿起手术刀，则挥洒自如，镇定自若。 　　助手已经打开患者的腹腔，一个巨大的肿瘤正等他切除。肝癌是癌中之王，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患肝癌，而我国就占43%之多。吴孟超从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以来，一次次闯进肝脏禁区，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癌肿，创造了世界医学界的无数个奇迹。 　　他熟练地将手伸进患者的腹腔，用敏感而神奇的双手探摸患者的肝脏，确定癌肿的位置。仅在一刻间，他已经用手将肿瘤从肝脏分离，接下来，开始切除肿块。而这种分离，一般的医生用器械还要十几分钟。 　　15分钟后，癌肿被顺利切除。其间，吴孟超一言不发，或低头操作，或抬头思索，不过这一切尽在他的把握之中，他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神情镇定而轻松。“检查出血，准备关腹。”吴孟超轻松地说出走上手术台后的第一句话。这时候，手术已经基本完成。他也开始给助手讲肝癌切除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并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护士俏皮地说，每一次看吴老手术，都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那是大师的精彩演出。他的弟子说，每一次跟吴老上台，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吴老的手总能化腐朽为神奇。吴孟超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也决不再上手术台，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这就是不知疲倦的吴孟超，除了学术会议和必须处理的公务，他最多的时间是在病房和手术室。只要没有出差和开会，平均每天都有两台手术等着他做。如果哪天没有手术，他也一定会去手术室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心满意足地坐在手术休息室喝上一杯水，享受着无穷的乐趣。回到家，吴孟超雷打不动的习惯是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解放军报》、《科技日报》和《健康报》一定要看，而《参考消息》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必须要认真看完的。如果哪天出差，相濡以沫的老伴就把报纸收起来，等他回来再看，正是这个良好的习惯，使83岁的他“耳聪目明”。 　　笔者特意查了一下医院近10年的手术记录，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的手术量，而这还要除掉出差在外的100多天！ “如果不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 如果不干医生，我可能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吴孟超很小的时候，父亲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在那里当割胶工人。1927年，母亲带着当时才5岁的吴孟超漂洋过海去马来西亚投奔父亲。 　　吴孟超是家里的长子，尽管当时生活极为艰苦，父母都支持他读书，他也非常渴望读书。读完小学后，于1937年到了由华人自办的光华中学里读初中。当时学校里来了一个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吴孟超他们讲国内的抗日形势，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加上那时身在异国他乡，经常遭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欺负，吴孟超那时就建立起一个信念：如果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小日本也打不到我们国内！ 　　在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吴孟超和几个同学通过当时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给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捐了款。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的回信！这让身在异乡的他们激动不已。初中毕业时，吴孟超毅然放弃了父母为他做的去英国读书的安排，和6位同学相约回国去延安抗日。尽管那时他才18岁，但立志报国的理想已经很强烈了。 　　1940年，吴孟超和其他6位同学一起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国。在越南西贡海关登岸时，发生了一件让他一生都感到耻辱的事：当时验关的法国殖民主义者要求他们在入关的护照上摁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都是签字。吴孟超就跟那个验关的说：“我们会英文，可以用英文签字，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字却要摁手印？”可恶的法国人对吴孟超吼道：“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他当时虽然气极了，但也只能屈辱地摁了手印过关。 　　回到云南之后，吴孟超和同学们才发现根本就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当时的形势更不允许他们去延安！他们只好在当地上学，吴孟超顺利考上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大学附中。三年的高中生活，经常为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跑来跑去，这更加坚定了他将来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事的理想。 　　高中毕业时，吴孟超曾想过报考同济大学工学院，希望能够工业救国，因为他在马来西亚的父亲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割胶工人，他知道一个国家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外国人的欺负。后来，他的同班同学、现在的老伴吴佩煜说她报考医学院，希望吴孟超也能报医学院，因为学医可以救治很多战场上的伤员，可以更直接地为国出力。于是，吴孟超就和她一起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并被顺利录取。这不但成就了一对有情人的爱恋，也改变了吴孟超的一生。 　　在校学习期间，吴孟超幸运地听到了刚从德国回国不久的裘法祖教授的课。裘教授一手流利的手术刀法，从头到脚，人身上每一个部位的手术他都能做，裘教授成了吴孟超的偶像。从那时开始，吴孟超就希望将来能做像裘教授一样的外科医生。但是，在毕业选择职业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吴孟超的个子很矮，只有1米62，不论是从传统意义上说，还是从人们的思想观念看，他都不具备一个外科医生的身材。而且，吴孟超大学毕业时外科成绩只有65分，小儿科成绩却是95分，是全班最好的。按当时学校的习惯，他也只能去当小儿科医生，但是，吴孟超一心想当外科医生！ 　　吴孟超喜欢外科，他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干外科。当时正值上海解放，吴孟超在中美医院实习时，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看到受伤的战士们做好手术包扎后即重返前线战斗，他觉得，干外科救病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快，更加坚定了毕业时一定要干外科的想法。 　　可是，吴孟超接到的通知是留校到小儿科报到。当时吴孟超向院方提出干外科的要求，负责分配的那个教授却对他说：“你也不看看你的成绩，才刚刚及格，而且，你个子这么小，能做什么外科？”吴孟超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但要做外科医生，还要做出个样来给你看看！ 　　那时候正逢华东人民医院（也就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前身）招聘医生，吴孟超前去应聘，在这里碰见了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吴孟超不服输的性格给郑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宽厚的郑教授把吴孟超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出了一个中国的“肝脏外科之父”。 “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 那么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与沉默中抱憾离开人世。” 　　吴孟超说，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是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具备医生资格的基本标准，医生只有敢于承担风险，才能在救助病人时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如果一个医生在风险面前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那无数的病人也就可能在医生的犹豫和叹息中抱憾离开人世。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把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来到医院求治。当时，他挺着个大肚子，像十月怀胎的孕妇一样，吴孟超为他检查之后确诊为肝脏巨大海绵状血管瘤。之前，陆本海到过多家医院求治，没有人敢为他做手术。当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救治成功率还不到40%。吴孟超在得失取舍面前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手术不成功，就会影响自己的名声；但是如果不为他手术，那么巨大的血管瘤非常容易破裂，进而导致病人死亡。当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与病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吴孟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那天早上8点，陆本海被推进手术室。开腹、结扎、探摸、检查、切除、缝合、打结……整整12个小时，吴孟超和助手成功地将那个巨大无比的瘤子切掉了。他的助手将切下的瘤子一称，竟然重达18公斤！而这个时候的吴孟超已经被12个小时的高难度手术和精神的高度紧张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是，他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抱着铺盖住进了病房，一住就是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