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朱梅刚 　　我国知名淋巴瘤病理专家，第一军医大学专家组成员，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研究委员会委员，《癌症》、《诊断病理学杂志》编委，广州市淋巴瘤研究协作组组长。 　　朱梅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重点研究临床病理中的难题——恶性淋巴瘤的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特别是良性淋巴组织反应性增生（ＲＨ）病变与恶性淋巴瘤的鉴别诊断；１９９１年在国内最早引进ＰＣＲ技术应用于淋巴瘤的诊断；１９９４年建立了“以病理组织学为基础，以免疫组化、基因诊断为辅助的三结合ＮＨＬ诊断方案”，该方案与国际的诊断方案接轨，大大提高了淋巴瘤的确诊率。他本人也因此被病理学界公认为淋巴瘤良、恶性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权威。 　　【大家•印象】 　　初春的晌午，阳光格外暖和。采访任务结束，记者坐在南方医科大学的教授餐厅里美美地吃着一份牛肉刀削面，朱梅刚教授就像亲爷爷一样带着慈祥的微笑坐在对面，不时地问“能不能吃饱啊”。谁曾想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良、恶性淋巴瘤鉴别诊断的权威专家。 　　结识朱梅刚教授有些巧合，不是在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也不是因为他的某个事迹被广泛关注而跟风。 　　今年新年刚过，一位一向心气很高的医疗界朋友突然很严肃地对我说：“最近被一位专家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出于职业的敏感，我随即追问原因。 　　这位朋友说：“单位年初外聘了一位病理学专家作为病理实验室的顾问，在农历新年前，我请他年后写一点关于病理实验室方面的东西。这篇文章我们并不急着要的，谁知道，年初九正式上班那天，这位专家准时来到单位，并郑重地交给了我一份整整８页纸的手写稿，工工整整，无一处涂改！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像他这样的大牌专家，写这种报告也许根本就用不着他亲自动手，就算是也不用这么急着在过年期间写出来，而且还是在新年上班的第一天交过来，我无法不对这样一位７５岁高龄的专家肃然起敬！”朋友用几乎有些夸张的语气向我表达着他对这位专家——朱梅刚教授的感慨。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马上上网搜索关于朱梅刚教授的信息，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搜到关于朱梅刚教授的任何个人介绍。但是，关于朱梅刚教授编写的教材、专著以及他参与的病理诊断会诊、在国内国际淋巴瘤病理诊断的学术会议上演说的消息却多不胜数。由此我判断，这是被媒体“漏掉的一位大家”！这多少让记者有些抑制不住兴奋，立即联系朋友帮忙预约采访。一开始时并不是很顺利，朋友告诉我，朱教授不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专业媒体也不例外。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让朋友给他捎去几份我们的报纸，并请朋友转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希望能够以其成长的经历给众多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以提示”。 　　带给朱教授的那几份报纸奏效了。朱教授通过那位朋友传话：“自己和你们报道过的吴孟超院士等大家相差太远，但是你们的导向非常好，我愿意接受采访。不过不必宣传太多个人的东西，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良、恶性淋巴瘤诊断与鉴别诊断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这才真正有意义。” 　　就这样，记者终于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了朱梅刚教授——一位除了专心科研还喜欢看反特片子、性情率直，至今还保留着一颗童心的病理学专家。 　　【人生画卷】 偶然机会与病理诊断结下毕生缘 　　１９３１年的中国，灾难深重。 　　这一年，朱梅刚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郊区一个贫寒农家。当时，中国兵荒马乱、贫穷落后，深受世界列强凌辱；尤其是医学科学落后，传染病肆虐，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深受疾病之苦。朱梅刚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弟一妹，生活十分艰难。那个时候，为了生存，绝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地主家做童工。受尽苦难的父母不想让朱梅刚走这条看不到头的苦难之路，于是想尽办法借高利贷让朱梅刚去学点文化。 　　 “很感谢父母有这样的决心，可能这也是那个时代里的人最有远见的一种投资了。”说起小时候的求学经历，朱梅刚感慨万千。 　　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１９岁的朱梅刚非常意外地考上了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前身），圆了他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梦。“我从小就想做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上医科院校的成本是很高的，为了能够早日出来养家，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上师范（中专），因此，在考进医科大学之前，我已经是无锡师范一年级的学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堂兄鼓动我和他一起去考医科院校，论学历和实力，高中毕业的堂兄机会应该是很大的，但是阴错阳差，当我们真的冲破重重阻挠，从江苏辗转到重庆，我竟然顺利被录取，而堂兄却因为政审出了问题没被录取。后来想想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直到现在，朱梅刚对自己顺利踏上大学之路还有些庆幸。 　　朱梅刚被分到５年制的医学本科班，１９５６年毕业后留校任教。１９５８年上级调他到学校的附属医院病理科工作，他因此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医。年轻的朱梅刚既兴奋又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和那个时候所有的革命青年一样，从心灵深处萌生立志奋发图强、为振兴我军医药卫生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志向。”朱梅刚说，“那种革命的热情和理想一点都不是冲动或是虚伪的想法，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因为贫穷，差一点就与病理专业擦肩而过的人。” 与一个小病人的悲喜遭遇 　　朱梅刚教授专攻淋巴瘤的良、恶性鉴别诊断，源于他在１９６５年与一个小病人的悲喜遭遇。当时朱梅刚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已经小有名气。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还在上中学的孩子来医院求救。男孩身体一直不错，突然有一天家里人发现他的颌下淋巴结开始肿大，于是立即带他去诊治，被怀疑为恶性淋巴瘤。这个诊断结果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这位父亲实在难以接受，于是他拿着孩子的病理切片来找朱梅刚会诊。这位父亲带着哭腔告诉朱梅刚：“我把诊断的结果瞒着儿子，但是我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原来喜欢拉二胡，现在再也没有心情拉了。每天在儿子熟睡以后，我才敢坐在儿子的床边瞅着他。” 　　“我实在无法拒绝这样一位父亲对我的如此重托，因为当时国内基本上还没有人对淋巴瘤的良、恶性鉴别诊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来说，这也是一个难题。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还是想试一试，于是就替那个男孩重新诊断。根据经验，我判断孩子的病情不符合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后来向北京、上海的业内专家进一步请教后明确诊断，孩子患的并不是恶性淋巴瘤，而是良性的淋巴结肿大。有了这个结果，随即对症治疗，孩子的病情很快缓解，那位父亲的脸上开始流露出开心的笑容，悠扬的二胡声也再次响起，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表达。”朱梅刚在４０年后的今天说起这件事情时依然激动不已。 　　朱梅刚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那个时候有些确诊为恶性淋巴瘤的病人，治疗不到２周就抵挡不住病魔的侵袭而离开人世，或者是化疗几个疗程以后在痛苦万分中去世。正是亲眼目睹了那一幕幕悲惨的故事，朱梅刚暗下决心要将淋巴组织增生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研究探索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攻坚难题穷追不舍 　　文革期间，朱梅刚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调到第二军医大学，举家迁往上海。也正是这样一个机缘，朱梅刚接触到了对淋巴瘤研究颇深的上海肿瘤医院教授涂莲英，并直接得到涂教授的指点。 　　广大病理工作者一致认为临床病理诊断有四大难题，即骨肿瘤、软组织瘤、卵巢肿瘤和淋巴瘤，而其中的难中之难即为淋巴组织肿瘤的良、恶性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往往一例疑难的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病理切片，“访遍”国内各大医院病理专家，可以得出良性、恶性、可疑恶性等不同诊断意见，使得病人无所适从，医院的治疗方案也因此“忽左忽右”，带给病人及其家属无比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担。 　　而朱梅刚也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逐渐意识到攻坚淋巴瘤的病理鉴别诊断并不简单，更没有捷径可走。早期研究时，他以为多看几张典型的恶性淋巴瘤切片就可以掌握淋巴瘤的诊断，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淋巴组织与其他组织不同，它由人体的免疫活性细胞组成，当受到抗原性刺激以后就会产生复杂的增生变化，这就容易与恶性淋巴瘤的病理变化“混淆”，也正因为如此，朱梅刚也曾经遭遇过因误诊而带来的巨大良心谴责。 　　一次次的教训促使朱梅刚决心从弄清淋巴瘤的发病机制入手，循序渐进。他从了解淋巴组织正常结构与功能的“基本功”开始，逐步通过病理切片的制作和观察，掌握了良性和交界性淋巴增生病变到恶性病变全过程的规律，提出淋巴组织良性反应性增生的病变形态学必须从免疫反应的本质去理解。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朱梅刚正式公开提出“以病理组织学为基础，以免疫组化、基因诊断为辅助的三结合ＮＨＬ诊断方案”，后经证明该方案与国际的诊断方案接轨，大大提高了淋巴瘤的确诊率。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淋巴瘤患者的求治也给朱梅刚提供了更多的认清淋巴瘤的机会，并在淋巴组织良、恶性病变诊断方面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朱梅刚先后主编出版有关专著三部，撰写相关论文数十篇，为病理界对良、恶性淋巴瘤的鉴别诊断提供了参考。 　　１９８９年，组织上把年近六旬的朱梅刚教授调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为第一军医大学）担任病理教研室主任，他带着自己的研究从西南来到华南城市广州。工作地点在改变，但朱教授对事业追求的理想和决心丝毫未曾动摇过。这个时候，已经在淋巴瘤病理诊断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的朱梅刚教授，开始将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 晚年著书立言 只为后继有人 　　２００３年３月，７２岁的朱梅刚教授每天都处在激动当中——集他４０多年心血结晶而成的国内首部关于良、恶性淋巴瘤鉴别诊断的专著《恶性淋巴瘤病理诊断》终于出版。打开这本书，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张精致的病理图片，全书中对不同分型的淋巴瘤病理改变的文字表述，都摘自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淋巴瘤鉴别诊断文献资料。“这是我国病理界期待已久的一本重要专著，它将为中国众多还